上海国际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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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七届国际金融中心论坛(速记稿)
会议主题:2008年国际金融中心论坛
会议时间:2008年4月2日(上午)
会议地点:富豪环球东亚酒店
会议记录:上海速记网
会议主办:国际金融中心协会及上海国际金融学院
赞助企业: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会议承办:上海太平洋人力资源发展中心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2008年国际金融中心论坛,本次论坛是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协会和上海国际金融协会主办,上海太平洋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协办,今天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将就全球金融动荡中的博弈与联合展开两个金融中心的对话。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一席与会的贵宾,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王伯军,上海市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上海工商联副会长陈平田,今天我们也很有幸请到来自纽约大学的很多教授。
    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来自华尔街金融界和纽约市立大学国际金融、国际管理专业的一些教授,今天他们将在这个论坛中与我们来自中国的专家学者展开对话,关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对话。我们上海国际金融学院的院长陆红军教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创办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陆教授同时也担任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他也是国际金融中心论坛的创始人,今天他将围绕此次次贷金融危机与97年的金融危机的比较,全球应如何在危机中进行合作以及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发表演讲。
    现在有请陆红军教授!
   
    陆红军:尊敬的来自纽约大学的各位教授和EMBA的学生,尊敬的上海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很荣幸在这儿跟来自于纽约金融中心的朋友们共同交流如何应对全球新的金融危机的良策与对策,这也是我们上海作为一个未来国际金融中心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我们各位在资料袋里面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在1997年12月份,我们在香港召开第二届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上,我发表了一个闭幕式的演讲,题目是金融危机与金融中心,我感到这篇文章它的内容和形式在今天都有许多共同之处。
    在1997年下半年我将近有1/3的时间是在我们中国的另外一个金融中心(香港)渡过的,所以我体会到了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风风雨雨。当时的金融危机就到香港为止,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内地,因为我们在当时在资本帐下是不开放的,当时我们中国的总理宣布人民币三年之内不贬值,我们做到了,我们成功了。但是2008年我们所面临的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已经影响到我们国内的市场,影响到我们的财富,也有很多人感到非常恐慌。所以我在这儿跟来自纽约的朋友共同探讨,在这个全球化的危机中,我们如何走出2008年,走向2009年。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各种报导和文章很多,我想今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是想讨论作为一个全球化的金融危机需要有一个全球化的合作,而这种危机它的本质是一种信心危机和金融生态危机,而且是全球化的。
    我今天讲三点,第一个是对97年的金融危机和这一次的次贷危机做一个跨世纪的比较,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全球怎么联合,那么我们来比较97年金融危机和这次的次贷危机,时间是97年6月到98年年底,那么这次次贷危机是从2007年4月至今,预计要到2009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从泰国开始的,泰国的税率汇率改变以后,泰铢贬值,在这其中我们要看到对冲基金起到了一个首当其冲的作用。美国次贷危机是从利率上升、房价下跌开始的,金融创新起到了助波推澜的作用,97年的特征是源于发展中国家,它的表现形式是货币与债务危机,次贷危机是源于发达国家,而且它是以信用与衍生品危机为主要特征,波及的范围从东南亚到日本、韩国,最后到俄罗斯,然后到了美国本土,那么这次危机是从美国开始到欧盟、日本等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然后蔓向全球。97年危机使全球经济的增长连续两年降低2个百分点,共损失了1万亿欧元,那么这次危机全球损失最大的将达到6000亿美元,还影响多9400亿美元的信用卡债务,还有1.5万亿汽车贷款以及其它消费贷款。97年各个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进行救援,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动用了几百个亿进来对亚洲国家进行援助,这次危机美国总统提出了一揽子的减税与刺激经济的法案,一共有3000多亿元投入到救市中去,而且最近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又推出了美国金融全面改革的方案。
    这次次贷危机对中国目前造成的影响于损失有多大呢?我们目前有一个数字可以供大家参考,商业银行的损失到07年12月底,中国银行持有美国次级住房贷款抵押债券帐面价值约50亿美元,工行共持有次贷债券面值合计12.26亿美元。还有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降低带来了非常大的损失,主要是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大量出口加工企业,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幅从07年12月份出现大幅下降,当月增幅下降了5.1个百分点,下降到6.8%,今年1月份又下降到5.3%。资本市场从去年年8月以来,上证指数下跌约20%。特别是在10月份中旬以来,A股连续下跌42.8%,市值蒸发了约9.3万亿人民币。还有其他方面的损失。
    当然这个大部分是财富效应,那么再来看治理次贷金融危机有很多难度,包括这个危机具有很大的复杂性、隐蔽性、滞后性、衍生性、系统性、全球性、后续性,那么由于时间关系,这部分就不展开了,而且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危机的后续性,就是这一波我们在治理危机过程中可能会埋下下一次危机的种子,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我们最关心的就要转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全球怎么联合起来应对全球化的危机,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那么现在我们也要防止“各国自扫次贷雪,不管他国通胀慌”。现在我们面临很多困难,我们的总理在最近两会上也提出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所以我们现在的难点包括在货币市场上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升值加快,热钱的涌入影响出口,那么在资本市场我们也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上市公司融资以及我们的一些新型金融产品受阻,第三个是信贷危机,就是房地产与其它的消费市场面临消退压力,第四个是在金融创新与监管方面,金融创新遭遇质疑,监管乏力,显示出我们的人才不足。我们需要全球联合,就是单个国家、单个市场,甚至于单种货币的应对已经不能解决全球性的危机,所以我们需要合作,那么这种合作我感觉到可以建立在以下四个方面,比如说可以建立跨国的金融机构,最近我们也注意到英美两国成立了联合的工作组,来共同制定监管B系统的计划,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主权财富基金合作的重要性,这中间的难点就是增加透明度与防止歧视,第三个我们要共同应对通胀的合作,最近我读了格林斯潘写的一本书,提到他在从事中央银行的十年左右的主要任务就是与通货膨胀做斗争,第四我们要应对全球性的货币汇率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这个合作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全球中央银行的合作,这只是一个解决表层的问题;第二个需要进行跨国的金融合作;第三个是需要整个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可能会制定一些新的金融监管的政策和新的准则。
    最后我想关于重整信心,我觉得这次次贷危机,我前面提到了,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新的金融生态危机,而且它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全球的信心下降,所以应对这次危机的最好的良药也是最紧急的就是要重整信心,增强信心,自强不息。那么现在人们都很关心次贷危机的底部到底在何处,大家都在抄底,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心次贷危机的信心的重整和重组。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上海的房价、上海的股价,可能在座的朋友很关心纽约的房价,纽约的股市,也许纽约的房价跌得并不多,上海的房价也没有怎么跌,但是在后面的信心处于停滞状态,我们要看信心指数如何来提升。我觉得我们创造了货币,我们也创造了衍生品,但是我们更应该创造我们的信心。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以及纽约金融中心,两个中心城市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
    在每一场危机中,信心指数分为四个阶段,有初始的、有暴跌的、有恢复的、有上升的,我们现在是处于第二个阶段,是暴跌阶段。那么这个信心指数它有五大要素,第一大要素就是资本市场的信心指数,第二大要素就是房地产市场信心指数,第三个是消费市场的信心指数,第四个是货币市场的信心指数,第五个就是能源市场的信心指数。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增加资本市场的信心指数,也许这正是上海与纽约两个金融中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影响到全球信心指数的关键因素我想无非就是美元和人民币,石油和原材料价格。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即将结束,我觉得面对危机有四种心态,有极端悲观的,有消极等待的,也有像巴菲特来逆向投资的,也有一种自强不息的,我们需要的是自强不息。我们需要增强信心,我们需要自强不息,所以我非常期待能听到我们美国朋友的声音,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陆院长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讲座,今天这个论坛的目的是就金融危机在两个金融中心之间展开对话,因此我们将请两位来自上海的金融专家,和两位来自纽约金融学的教授上台进行对话。欢迎国际金融学院的陆院长和上海市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乔秘书长上台。欢迎金融学教授Webb教授和Woff教授上台。
   
    Woff:谢谢大家!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说很多,我简单地说几点,我到中国很多次,但是我不是一个中国的专家,我会对一些东西做一些评论,请这些同学们也给我一些反馈,那么也可以看看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并不满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人类其实看上去是有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可以引导我们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其实经历过一些危机,那么这些危机比如说像网络破灭什么的,但是事实上面对这些危机,我们人类并没有很多过往的经验知道怎么来面对。对我来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比如说中国香港与台湾的学生、新加坡的学生谁都在谈论着我们要到上海去买房子,所以这个可以反应出这个市场,其实这个市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体弱,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坚挺的,我不认为现在这个泡沫已经破灭了。
    我非常同意陆院长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不能单独地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中国这个问题可能是跟全球联系的,因为现在虽然大家感觉到没有发生什么,但是相信我,以后可能会发生一些东西。今天早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报纸,说世界银行调低了中国的GDP增速,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个增速是从11%调到9.6%,其实即使是8%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所以中国政府其实现在碰到很多问题,可能很多问题是中国政府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我在这里会说很短的几点,当然并不一定对,你们只要听就行了,但是你们并不一定要赞同我,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来发表,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世界经济事实上在不断地上下波动,不管你怎么告诉我,经济学家怎么告诉我,甚至是布什怎么告诉我,它就是在不断地上上下下地变化,现在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全球经济面对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前几年一个贪婪的结果,我相信石油的价格还是会上涨的,我相信很多商品的价格仍然会上涨,那么现在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并不是美国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而且我相信美联储碰到了大问题,因为美联储只是一个单一的机构,它有两项目标,一个是防止通胀,一个是世界经济的增长,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的任务,你为了经济的增长要印很多钱,印了钱当然就会通胀。
    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
   
    乔依德:刚刚陆院长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我就从他演讲的几点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他讲的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个是他把这次次贷危机跟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做了一个比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现在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全球怎么共同努力来解决。我觉得这两点有很大的启发。次贷危机从中国的角度,有几点我们还是可以吸取一些教训的。第一个就是从刚才的比较,就是97年跟这次危机的比较,当中有一点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当时97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币还没有自由兑换,现在当然还没有,现在中国由于国内流动性过剩,政府鼓励要到国外投资,刚刚开始的时候又发生了这个危机,中国在两次危机当中都很幸运,没有受到太大的牵涉。但是我觉得中国金融和人民币汇率还是要慢慢地更多地开放,这个大的趋势是肯定的。当然你的开放的速度和步骤要仔细考虑;还有一个教训,我觉得应该看到怎么监管金融产品,这个教训我觉得我们中国也要吸取,最近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提出来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进行重大的改组,因为次贷危机根本上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把风险分散给其他人,银行拿到贷款之后把风险分散,但是它的责任和风险怎么匹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次贷危机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Webb:首先我很感谢能够参加这个会议来和大家讨论这些问题,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说在去年的8月份,我在给美国的本科生上课的时候,我就选择了次贷这个话题给他们上课,我自己当时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当时我觉得太好玩了,因为到了12月份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风暴的全过程。但是事实上这个情况变化得也很快,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到了4月份,我居然还会在中国来继续讨论这个次贷问题。其实现在美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事实上我觉得解决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加强监管或者是在监管经济上的牌照上面,问题的本质是在于美国传统的借贷系统,就是你怎么把钱借出去,怎么评判这个人的信用,怎么再把钱要回来,你应该关心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钱还给你,但是现在很多银行最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它最关心的是它怎么样拿到佣金,本质问题可能是一个机率问题,我想跟中国的同行说,这可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最大一个问题。
   
    Woff:我现在提最后一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问答阶段,这也是我给中国同行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次我到国内来,有一天晚上可能不能再赶回去,我晚上就在看,我看到了成片成片的空的房子,就是没有点灯的房子,我听说中国有很多这种房地产开发商把这些房子卖给外国人,还有香港和台湾人。然后他们再把这个东西加了价之后再回卖给中国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做一种过热的东西,这会不会引起大量的坏账,因为相信大部分中国人是可以负担低利率下的房价,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负担在高利率下的房价,我不是一个专家,这些问题需要问中国的朋友,现在开始就是问答时间。
   
    嘉宾:你好,我其实并不是来提问的,我主要是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陆院长把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次贷危机结合起来,我想对这个危机发表一些评论。就像陆院长所说的,这个金融危机是从泰国开始,然后蔓延到其它国家,当时泰铢的汇率是盯住美元的,在这个危机当中,后来泰国政府允许泰铢来自由波动,这个相同的原因也发生在俄罗斯,俄罗斯98年的危机,当时如果和美元挂钩,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波动的,也有一定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也发生了相同的问题,事实上美国政府希望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新的监管措施来监管整个金融行业,但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原因这个进程会比较缓慢,所以我们也希望最后这些制度能够得到实施,让各方面的信心,不管是中国的信心还是全世界的信心都得到稳定和恢复。其实我明白陆院长的这种顾虑,因为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影响,确实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受到了影响,一方面的影响美国的经济确实在减速,第二个方面人民币确实在升值。所以我明白这种担心,因为中国希望对美国的出口能够增加的。所以从这种调整来说,我觉得我们理解中国出口商的这种需求,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政策更向着出口商调整,但是因为美国现在最重要的是信心能够恢复信心,所以这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谢谢!
   
    嘉宾:谢谢两位教授,我是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生,我今天早上打开电视,UBS损失了300亿美元,我现在也想问一问,就是说中国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这种信心?
    陆红军: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共同来回答的,因为UBS最新的损失可能也是我们整个次贷危机当中继续进行时的一个。为什么今天我的题目是说这个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呢?就像刚才这位教授提到的,它的危机的根源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由于道德与信用的危机造成的,包括管理部门要增加监管,积极金融机构的基金经理包括银行的客户经理,包括房地产公司的客户经理,他们都需要增加收益,所以在当地的投行付掉以后,他们后面的帐都是假帐,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危机,根本上我感觉要把全球的金融监管,包括全球的金融从业人员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要强化。
   
    乔依德:我就讲两点,第一个是我觉得中国目前对解决这场危机的影响和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它所有大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国内的。第二个中国也是可以做一点的,现在我们有很多外汇储备,中国也建立了中国投资公司,把一部分外汇储备到海外投资,但是也碰到了问题,政治上面敏感,特别在美国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我想这个方面美国方面要解决,要有比较开放的心态来探讨。
   
    嘉宾:中国提出来要延期执行新巴塞尔协议,如果中国执行新巴塞尔协议的时候,要怎么来执行呢?
    陆红军:因为中国不是参与制定协议的国家,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们是处于被规则的国家。第二个我们从银行方面来看,银行的治理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也感觉到银行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规范治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银行感觉这对它不是很公平,因为起跑线不一样,如果用这样的原则一刀切对待所有的银行,在目前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关键的是要整顿我们银行的治理结构,建立一个流程银行,系统地控制风险,我觉得可能在协议的过程中,商业银行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建立他们自己的风险控制体系。
   
    嘉宾:我是纽约学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中国GDP问题,这个数字从11%调到8%,中国有很多方面可以来做这个调整,但是本身把这个数字维持在8%或者是多少,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
    乔依德:我先讲一下,我指出来首先你讲的数字不对,去年中国的GDP是11.4%,当然我们总理在两会当中的政府报告是希望达到8%,这个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希望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过剩的劳动力,如果你没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没有办法把这些劳动力吸收到经济当中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如果经济增长率稍微低一点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去年的经济增长有一点过热,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快,我们的出口太快,刚才陆教授指出来今年1、2月份的外汇增长稍微降低一点,这可能也是一个好事。
   
    嘉宾:我想问陆教授,UBS出了那么大的问题,不知道下面还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你的报告当中说2009年这个危机会结束呢?
    陆红军: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们设定这个时间是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测,当然也许09年走不出来,我们预估这个时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从美国房地产的恢复期,第二个是从次贷危机开始建立合约期限来推测的,两方面是预估的,当然这个预估也是学术上的,因为时间关系,刚才我没有展开,这也是学术界的一个观点,但是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一定是次贷直接影响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商榷。再比如说刚才提到关于外汇储蓄带来的损失,这点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我提出来只是想商榷一下,听听美国朋友的看法。因为在2005年中国政府制定人民币升值的目标的时候,当年预估每年依照5%的预测的,但是实际上周小川今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他也承认人民币的升值步伐在加快,所以这个如果是受到次贷影响的话,如果超过了预测的5%,那么这个7%减去5%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这次危机带来的一种间接的影响。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问题一样,我们都是处在不确定当中,我们处在对未来难以预知的情况下。包括任何国家的政府要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美联储的能力有限,我们都是在这个危机当中处于不确定的环境状态,所以需要我们不同的金融中心和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联合,联合做出一些双赢的事情。如果是单方面行动的话,我相信不会真正地解决它的所有的后遗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危机和以前危机的不确定性,也是我们今天坐在这儿,我们的未来是难以预估的,因此信心就特别重要。
   
    嘉宾:大家早上好!我想说一下我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赞同陆院长的观点,就是我们可以把两次危机进行比较,其实这次危机跟美国20年前的一次储蓄和信用危机非常相似,如果我们看这个数据的话,可以看到这次次贷危机的坏账比率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要大四倍,那次的储蓄危机范围实际上比这次次贷危机还要大,还要严重,但是后来恢复以后,市场信心也就恢复了,所以这次也不用太担心,我们的市场一定会恢复的。刚刚因为讲到次贷危机09年或者是2010年结束,但是我不同意,我觉得现在都见底了。银行的坏账在美国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在日本占了GDP的12%,所以日本的经济一直很不好,花了很长的时间,关于中国的坏账有各种估计,从10%至25%,我想问一下中国的坏账对中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
    Webb:我既赞同你又不赞同你,我赞同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可以从历史的数据得出一些看法,但是我又不赞同你的观点,确实我们现在有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底线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等待,不断地预测,不知道09年到底会怎么样。
    Woff:我承认以历史的数据来作为比较,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很难完全根据历史来做比较,因为20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20年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上没有那么重要,到20年之后它就很重要了,20年之前我们也没有碰到信息化和通胀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美国的央行做的一些事,比如说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了,美联储就开始来营救,但是事实上这个给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每家金融机构必须为它自己的行为来承担相应的后果。我认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油价,高油价和高商品价格,我们既要看历史,也要不断地来比较现在的情况,我们再来预测以后的情况。
   
    乔依德:你说到坏账问题,你说到25%,几年之前是有这样的估计,但是现在情况改变了,因为中国政府通过汇金公司把很多钱都放到银行中去,国有银行都上市了,我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可能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中国银行大概是2点几,整个的情况应该是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情况。
   
    嘉宾:谢谢陆院长,谢谢您召集这个会议,让我们来讨论解决次贷危机。我想问陆院长,您觉得像贝尔斯登这样的公司,政府是应该出手救它,还是让它就这样破产呢?
    陆红军: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你做的事就应该由你来承担,但是如果不做的话,就会伤害老百姓,有很多居民会失去他们的房屋,所以美国政府是处在两难中。但是我们觉得这就是现在政府与企业在全球化博弈中的决策和平衡,既要照顾到你的未来,要负责任,但是你又要照顾到现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进退两难,但是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向前走,都要救市,要拯救市场的信心,难度是非常高的,这一刀像外科医生切下去把病除掉了,同时也可能把其它的细胞杀死了,这就看政府的领导决策与艺术了。
   
    陆红军:谢谢各位,我们的讨论会进行的非常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第一阶段就到此为止,剩下的时间,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留下来讨论,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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